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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大选，拜登当选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而且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升级至贸易、科技、金融、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国际规则等全领域。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体来看，在经贸领域，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签署《美加墨自贸协定》设置“毒丸条款”针对中国。在金融领域，美国发起对中资银行的调查，强行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阻止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禁止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等。在科技领域，美国禁售、打压华为、海康、大华等高科技企业，彰显遏制中国高科技意图。地缘政治领域，美国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主权及领土完整；制裁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间接挑战中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削弱并污名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与规则领域，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单方面施压WTO修改国际规则。在国际舆论领域，美国基本把控传统媒体、新兴社交媒体舆论，联合盟友共同诋毁中国国际形象，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近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巨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了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的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最好的应对是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对外方面，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即选择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跟过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的关系不尽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对抗关系，也不是英美那种同种同源的合作追随、顺位接班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合作关系。因此，中国需要在美国回归到本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大背景下，树立并宣扬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进文明；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美国四面开战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主动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

我们十多年前从事“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相关研究。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美国各界对华态度和战略转变、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中美关系演变历程和趋势，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一、美对华贸易摩擦升级至科技、投资、人才交流等多领域，中方同步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进程

（一）中美贸易摩擦演变

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调查结果《301报告》，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据此对华加征关税。

2018年6月11日起，美国收紧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发放。这一趋势逐渐蔓延并影响到了其他学科正常的学术交流，中国赴美交流学者多次被无理阻挠。

2018年6月15日，美国单方面撕毁双方在5月份达成的共识，拟对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分两批实施。中国于同日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拟加征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称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6月27日，特朗普表示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产业。

2018年7月6日，美国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进口关税的措施落地。中国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2018年8月1日，特朗普威胁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8月3日，中方回应将对美600亿美元商品分别加征5%、10%、20%和25%的关税。

2018年8月8日，美国宣布将于8月23日对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宣布8月23日对美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将关税税率提高至25%。美国还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对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当日回应称将同步反制。

2018年10月1日，美加墨协定谈判成功，设置毒丸条款，规定美加墨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这意味着在没有美国许可的情况下，中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分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将变得极为渺茫；更为严峻的是，美国若将该条款纳入同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2018年11月1日,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依据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正式加强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核心技术行业的外资投资审查，同时该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以及“国企对美交通行业投资”的报告。

2018年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公布拟制定的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并对公众征询意见，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等14类核心前沿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2018年12月1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暂时休战的框架性协议并开启90天的结构性谈判。

2019年1月30-31日，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阶段性进展，双方同意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中方将有力度地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进口，但双方在协议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等结构性问题方面仍未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美方持续采用特殊歧视手段打击华为。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诉讼，并将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的请求，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的行动持续升级。

2019年2月5日，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以“选择伟大”为主题，重申公平贸易原则、捍卫美国就业机会、奉行以美国利益为重的外交政策，以中国为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同日，USTR发布2018年度《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提出中国依然存在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非法出口限制、电子支付市场未对外资开放等问题。中国商务部随即表示反对。

2019年2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未来工业发展计划，提出将专注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信息和5G技术四项关键技术来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和保护国家安全。

2019年2月14-15日，第六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双方讨论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议题，达成原则共识。

2019年2月21-24日，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增加了汇率和金融服务谈判的内容，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9年3月1日，USTR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在10%。中方表示欢迎。

2019年3月28日-29日、4月3日-5日和4月30日-5月1日，第八、第九和第十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继续讨论协议有关文本，持续取得进展。

2019年5月6日，特朗普突然表示，将从5月10日起对中国原征收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25%，且短期内将对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5月13日，中国宣布6月1日起对美原加征5%和10%关税的600亿美元商品提高税率至10%、20%和25%。

2019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把华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2019年6月29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大阪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谈判期间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特朗普宣布美国公司可继续向华为公司供应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零部件。

2019年7月30-31日，中美经贸团队在上海进行第十二轮经贸磋商。

2019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从9月1日起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

2019年8月6日，美方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宣布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洽，消除中国的行动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优势。2019年8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否认了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2019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别为9月1日和12月15日。

2019年8月23日，中国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5%、10%的关税。

2019年8月28日，USTR宣布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原定的10%提高至15%，并分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别为9月1日和12月15日；同时对2500亿美元关税税率从25%提高到30%征求公众意见，并于2019年10月1日生效。

2019年9月12日，特朗普宣布将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上调关税的时间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

2019年9月28日，据彭博报道，美国考虑限制投资组合流向中国。

2019年10月8日，美国商务部将28家中国实体加入“实体管制清单”，包括20家政府机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等）与8家企业（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和科大讯飞等），禁止这些实体购买美国产品。

2019年10月10-11日，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初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有关部门均对该法案的通过予以反对和谴责。

2019年12月2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审批美军舰赴港修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2019年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2019年12月13日，中美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5日，刘鹤副总理与特朗普在美签署协议。

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2020年1月15日，中美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内容分为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物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后条款八个章节。

2020年3月16日，特朗普在Twitter的推文中使用“中国病毒”，后又多次使用。3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G7外长会上试图将“武汉病毒”写入联合声明，但遭其他国家外长反对。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非美国分支机构在实体名单上的现有临时通用许可证（TGL）授权期限延长90天。但同时发布声明称，正在更改一项出口规则，以阻止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的外国半导体制造商在没有获得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将产品卖给华为。

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文件。明确中美关系是大国竞争，以及竞争两大目标。一是提高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应对中国挑战；二是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及其盟友伙伴重大利益的行动。

2020年5月2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企业、机构、院校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包括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AI企业云从科技、东方网力，以及多家研究机构及高校，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2020年6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要求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财政部、美联储、SEC等部门）在60天内提交行动建议，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

202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2020年6月2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露，美国已对中国有关涉港官员等实施第一轮签证限制。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说，针对美方的上述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2020年7月9日，美国宣布对包括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四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严重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

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

2020年7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同日，特朗普签署《关于香港正常化的总统行政令》暂停或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2020年7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实施签证限制。

2020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将11个所谓“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表示这些企业涉嫌参与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动。包括今创科技、碳元科技、南昌欧菲光等。

2020年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外交领事馆，指责中国外交官协助进行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经济间谍活动，企图窃取科研成果。为表示反制，7月24日，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华使馆，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2020年7月31日，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宣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2名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治疆政策。

2020年8月3日，特朗普要求TikTok在9月15日之前出售给美国，且相当一部分资金要进入美国财政部。

2020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推出“清洁网络”五大举措，包括：清洁承运商、清洁商店、清洁应用程序（软件）、清洁云端和清洁电缆。并点名包括华为、中国移动、百度、阿里巴巴在内的7家中国科技公司。

2020年8月6日，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TikTok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签署了两份行政命令，要求在下令45天后，将禁止美国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同时禁止与微信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有关微信的交易。

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宣布对11名据称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内。8月10日，中国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等11人实施制裁。

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以“侵犯人权”为由，将中芯国际、大疆(DJI)、无锡中德美联生物技术(AGCU Scientech)、中国科学仪器材料有限公司、光启集团(Kuang-ChiGroup)等60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二）特朗普政府发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全球性贸易摩擦，四面开战、合纵连横，遭遇了广泛的反弹

美国与欧盟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3月，美国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涉及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等多个经济体。作为反击，欧盟宣布将对约35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关税。特朗普以对自欧盟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征收20％关税威胁。7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访美，美、欧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美欧贸易摩擦缓和。2019年7月，USTR发布40亿美元拟征收关税的欧盟商品清单，美欧贸易摩擦再起。10月，WTO裁决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违规补贴空客公司，美国有权对欧盟加征关税。美方决定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加征25%的关税。欧盟表示将对美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的行为发起报复。12月，莱特希泽提议对法国乳酪、口红和起泡酒等24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100%关税，以报复法国对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美国科技巨头征税。2020年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多个贸易伙伴（欧盟、英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7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修正案，对参与“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120家欧洲企业进行制裁。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将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10%的关税，此举距离“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仅仅过了一个多月。8月7日，加拿大反制，将进口美铝产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多次指责美日贸易不公平，并对日本农业和汽车行业“开炮”。2018年7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称必须同日本协商贸易协定。9月，美日两国启动货物贸易协定谈判，美国农业部部长要求日本开放农业市场。10月，特朗普称如果日本不开放市场，将对日本汽车征收20%的关税。美国政府甚至以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护为施压筹码，抨击《美日安保条约》不公平。

美国试图建立一个绕过WTO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除美欧、美日谈判外，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如果美日欧结盟，WTO将名存实亡，世界将形成两大平行市场，国际经贸秩序面临重建。但是，美欧、美日联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汽车短期内难以实现与美零关税（尤其法国农业将受到较大冲击），随后美欧联合声明遭到了法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2019年12月11日，WTO上诉机构停止运行，源于美国阻挠成员遴选，上诉机构成员只剩1位，不足有效运行最低人数。

美国对其贸易逆差第二大来源国墨西哥发起贸易摩擦。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重新谈判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5月31日，特朗普将外交问题经济化、将关税武器化，为限制非法移民，称从6月10日起对进口自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加征5％的关税；如果危机未能解决，美国将不晚于10月1日继续上调关税税率至25％，墨西哥不得不部署国民警卫队加强边境执法并接收非法移民遣返至墨西哥境内。12月10日，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高级官员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最新修订版。旨在改善劳工权利的执行，并通过取消专利条款压低生物药品价格。

此外，美国还发起了对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2019年6月5日，美国终止了印度的普惠制贸易地位，取消对印度的关税减免优惠，印度随即对苹果、杏仁等28种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12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主因特朗普认为巴西和阿根廷正在通过贬值货币获利，对美国农民不公平。

（三）中方以打促和，扩大改革开放

中国一方面对美加征关税予以回击，促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就降低关税、提高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

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讲话中提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等。

2018年6月26日，中国下调亚太进口协定税率，实行大豆进口零关税。

2018年6月29日，中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并提出2021年将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7月2日，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该领域开放将提前至2020年。

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表示致力于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确保公平互利合作，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五大主动新开放举措：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中日韩自贸区）。

2018年12月19-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等”。

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做出了统一规定。3月28日，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加快制定《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扩大增值电信、医疗机构、教育服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领域对外开放。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中国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

2019年5月31日，商务部称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2019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公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与2018年版相比，2019年版的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了采矿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限制，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

2019年8月26日，中国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包括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和黑龙江。

2019年1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泰国曼谷出席第22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已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这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取得的重大突破。

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五大对外开放举措：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日韩自贸区）。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其主要内容概括为“6+1+4”。“6”即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1”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4”即加强税收、社会治理、法治、风险防控等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2020年6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与2019年版相比，2020年版的负面清单加快开放服务业重点领域。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

二、近年来美国政界对中国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形成共识

1、拜登和哈里斯团队已启动内阁成员提名工作，以奥巴马时期行政班底为主，呈现精英化、多元化特点。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

其中，国务卿候选人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认为两国存在合作空间。布林肯强调规则与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支持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呼吁美国提升竞争优势，在“强势的地位”上与中国展开合作。

国家安全顾问候选人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主张中美和平共存，但要在某些领域上采取遏制或竞争的手段。“中美接触的时代已过，要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冷战思维’会让美国失去长远的竞争力，美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胜利或失败，应该寻求两国共存的稳定状态。”“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与行为。”“美国需要和盟友一起制定科技、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

2、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两党对华态度同时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共和党更为务实，重实际利益轻意识形态，民主党重意识形态，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

3、2018年9月16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较具代表性。

“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是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面临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发展友好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这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是基于保护主义、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现在已经不太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左右，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2.5%。

“我们看整体的投资和贸易情况，双方的条件确实不是对等的。所以，在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70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了。我想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增加对中美关系的压力。”

4、2018年11月7日，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新加坡举办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言中指出：“美国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对华贸易损害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们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怀疑甚至反对过去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企业不希望发生贸易摩擦，但它们确实希望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窒息竞争的政策，以及近二十年来缓慢的市场开放步伐使美国商界感到沮丧。它让我们的政治人士和专家的态度加速转向负面。”

5、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需要重新定义”。

6、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蔡瑞德认为美国商界对中美经贸关系已经由支持态度转向怀疑态度，由于中国加入WTO后开放持续放缓，导致了大量不公平贸易的存在。

三、美国大选反映美国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思潮等深层次社会问题

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量化宽松（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指出，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所得对出口部门有利，但将使得进口部门受损。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整体受益，支撑了高消费模式，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低端）受损。

我们认为，一定要把美国政客和企业家分开，政客欺骗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大部分知识精英、企业家和民众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国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设性重要力量。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和科技企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改进。美国铁锈州的传统失业工人是支持特朗普对华强硬的主要政治基础，部分政客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主要迎合了这部分选民。

2、美国贫富分化程度愈发严重，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阶层固化。

1）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数从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2%的总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47.0%的总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别为10.7%和34.2%。

2）美国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38.6%的总财富，前10%的人口拥有73.0%的总财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为60.8%。

3）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带来收入分配上的变化。美国人均实际GDP平稳上升，1953-2017年间增长了238.9%；但是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却只增长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显著放缓。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阶层，而未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

4）美国阶层继续固化，年轻人的幸福感被剥夺。美国的绝对流动性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这意味着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们30岁时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其父母年轻时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往往要背负巨额教育贷款、遭遇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贷、只能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最终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支持者。

3、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促使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在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比48%，与20世纪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2018年6月2-3日备受市场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无果而终，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北京谈判时不仅提出削减贸易赤字，还聚焦于促使中国改变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还关乎结构性变化。”

4、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2012-2018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6%，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美国受金融危机重创、贫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头，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实质是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试图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而已。

5、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不同于过去40年，从根本性质、深层次原因上更类似美日贸易战。美日贸易战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时30余年，先后涉及了纺织品行业（1957-1972年）、钢铁行业（1968-1978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79-1987年）、通信行业（1980-1985年）和半导体行业（1987-1991年）。日本从早期的 “自愿限制出口”（如纺织、钢铁、家电）到不得不接受自愿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如汽车行业）、开放国内市场（如电信行业）、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如半导体产品）等条件，日本汽车厂家甚至选择直接赴美投资，以不断满足美国花样百出的诉求。但是美日贸易战并未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根本性问题。

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还对日本挑起了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等。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升值；1990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美日结构性障碍问题协议》，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之后日本政府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

《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双下行，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不断放松银根。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内过剩资金剧增，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进而推动了投机热潮的高涨，最终导致平成泡沫的破裂。

在长期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步步紧逼，日本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直到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日本从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能力和资格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美日贸易战才以日本金融战败宣告结束。

四、未来沙盘推演

1、短期看，拜登上台后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先于对华施压，预计短期中美关系不会继续恶化，但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

2020年美国大选，拜登当选新任美国总统。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具体来看：1）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规则制衡中国。2）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并打压中国高科技。3）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4）人才方面，美国可能会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短期来看，拜登上台后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先于对华施压，预计短期中美关系不会继续恶化。拜登近期表示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提高的关税。拜登更关注贸易领域的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

但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我们要对中美形势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明确中美关系的性质是大国竞争。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会对中国以及任何试图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我们将抵制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企业的网络间谍行为。”“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将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为指导，并利用美国社会开放、经济活力以及同盟力量来塑造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准则。”“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天然伙伴。”

2、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美国已积累起贸易战（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汇率金融战（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

1）《广场协议》签订前，日美GDP之比接近40%；201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6%。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预计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从起飞、转型到跨越，这将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竞争对手；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不会拿核心利益做交换。

2）从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来看，美国和中国企业占比超七成，展现了中国新经济的勃勃生机。据CB Insight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共有326家独角兽，其中来自美国的共159家，占48.8%；中国紧随其后，共92家，占28.2%；英国和印度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位，分别有17家和13家，占5.2%和4%。

3）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工程师人数逐步上升，理工科毕业生逐年增加，中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4）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额比重持续上升，并进军高科技，中美产业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性逐步增强。

5）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摩擦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美日贸易战等的历史演化模式。

五、终极猜想：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

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这种情景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应对错误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倒退，重回闭关锁国，采取大水漫灌应对经济下行。当前中国正加快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大攻坚战，风险在逐步释放，且中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日美间的附属关系，因此第一种结局不太可能出现，但也要警惕日益抬头的极左思潮。

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美国难以通过冷战拖垮中国，只会两败俱伤。第一，中国经济实力相对强于苏联、产业链更完善。中国GDP已相当于美国的66%，且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第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且不断开放。第三，中国不断融入全球，打破基于比较优势的价值链分工只会降低生产效率和推升生产成本，中美的经贸关联度远高于美苏，脱钩只会导致两败俱伤。

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以德法为主导推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倡导合作共治，将国家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中，能够使得两国保持整体的均势与平衡。二战后为了避免“邻国崛起的噩梦”，欧洲各国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决定携手推进一体化进程，从贸易一体化到货币同盟，通过合作共治加强欧洲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基于规则的谈判磋商来解决欧洲经济的发展问题，使得欧洲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未来可能走向政治同盟。中美可参照“均势”思想，在均势体系中尽可能多地寻求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全球共治，通过吸纳核心成员国扩大中美共治影响力，成员国间通过定期投票推出轮值主导国，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我们建议中美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

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

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主动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只有中国在长期的正确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在中美双方都认识到斗争只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美国才可能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中国复兴的事实。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

六、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好的方式是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1、我们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

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双赢，而且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从理论上也成立，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继中国20世纪80年代设立特区、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贸区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助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同时，中方应该高调宣传愿与美方共建自贸区的意愿，让美方回到谈判轨道上，美方也应该受规则制约。此外，中国还应积极联合东盟、拉丁美洲、非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欧盟、日韩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自贸区谈判，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

2、贸易战的本质是改革战，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应往改革开放的共识引导，类似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的应对模式。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未来应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1）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2）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

3）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4）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5）“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简单有效办法，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调结构、促创新，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新一[**]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6）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加强法治监管，鼓励并购重组，推动以信息披露、严惩重罚、退市制度等为核心的注册制，调动新经济和PE、VC、风投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打通资本市场与创新发展的“双循环”。

7）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尽快改变过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思路，确立以大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战略，要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

只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文：任泽平华炎雪罗志恒贺晨 李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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